1999年，在长春市某小区的出租屋内，一帮未谙世事的少年围在全屋仅有的一台电脑前看着劣质的盗版VCD《黑客帝国I》，现在看来那张可疑的盗版盘很可能是所谓的下载版，即便如此，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听觉根本谈不上，还好当时不必忍受李亚鹏的折磨）和大胆创意还是让我们这些在当时还没领略过DVD效果的穷学生们兴奋不已。那时的我还是‘脑盲’，凭借着寝室里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室友的讲解看的也是津津有味，还记得当时那位仁兄解释史密斯等一众干探时说‘这帮家伙实际上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在清除母体里的病毒’，当时仔细一想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对其顿生敬意。若干年后，当年英语专业的我却误入IT业，成了‘伪专业人士’，而那位仁兄却已远渡重洋，在日本干起了与本行毫不相干的销售。宿命的安排，绝妙的人生讽刺。
2001年的初春，在我老家的站台上，我笑着对送行的朋友说‘Life was a box of chocolate,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ona to get’。三天后，我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壮丽秀美的云南，那里对我来说完全像另一个世界，在坐车穿山越岭时看到车窗外水田里戴着尖顶竹斗笠耕作的山民和田间的水牛让我想起了奥利弗.斯通《天与地》中的场景，我以为自己到了越南。那时电影似乎正在离我远去，我手边连能放VCD的工具都没有，只能用随身听一遍一遍放着从家里带来的《阿甘正传》、《教父》的原声音带，在熟悉的声音中追忆曾带给我无数快乐时光的光影记忆。我不知道远离电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只知道那里离我的天堂影院远隔万水千山。
一年后当我在深圳跟一个小我十余岁的男孩在他家的背投电视前重温《黑客帝国I》时，少年发出的唯一惊叹是‘哇赛，真酷！’我知道这是他这个年龄段在看到这种类型电影时最直接的感受，而那是的我所能感受到的却是岁月的沧桑和命运的无常，事易时移当年看《黑I》的我已不复存在，在经历了人生的些许风雨后，我这段程序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异，深圳——这个中国的希望和梦想之都当时带给我的绝望远远大于希望，我的那点微薄的工资除去每月的房租水电吃喝拉撒的固定开销后甚至负担不起每月在南国剧院看两场电影的花销，更别提DVD收藏了。还好还有网络和便宜的盗版VCD。我在北大电影夜航船的新青年电影夜航船上看到了大量的真知灼见的热血影评，深感跟这些京城的高等学府中的莘莘学子相比我这几年的电影算是白看了。那时就开始用‘马大三’的网名偶尔露怯发个帖子，之所以用这个网名是因为刚看了姜文的《鬼子来了》与片中的男主角马大三一样我也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当然这不是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古老而残酷的选择主题，但无论选择哪一个我都要面临选择后的后果，并承担起选择所带来的后果的责任。当时选择离开的话我的生活轨迹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像是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作为一个**者我同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
半年后我来到了北京这个我一直梦想着的文化古都，在这里我买了自己的第一个DVD光驱，在欣赏高科技数码技术带给我的前所未有的赏心悦目的清晰画面的同时贪婪的享受着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带给我的丰富的影视文化资源，许多多年寻而未得的片子，许多如雷贯耳却始终无缘得见的电影都通过一张张小小的光盘跃入我的视野，那是一段美好快乐的日子，侯孝贤、杨德昌、贾樟柯、特吕孚、希区柯克……这些原来只能在教科书上和论坛上看到的名字活生生的越然眼前，从此我开始了电影世界里新的探索与狂欢。
2001年11月3日对我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电教馆的报告厅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的先锋大师领军人物——贾樟柯，并看到了他带来的新片《站台》。这部讲述七十年代致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小人物的电影深深的触动了我，观影结束后贾导的座谈更是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说到DV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工业电影制作的束缚，必将给新时期的电影带来一场深刻的从技术到表现手法和内容的革命。贾导的真诚朴实的电影风格和他的全新的电影视角以及电影理论让我热血沸腾。还记得当我坐车返回宿舍的途中才发现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自己为自己钟爱的电影做点什么，拿起DV去记录，像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用手中的笔来通过诗歌、散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样，我要拿起DV机去记录生活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当时看了大量的优秀DV记录片，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杨天乙的《老头》、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光利的《我毕业了》、睢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等等，还疯狂的在网络上，书店里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资料。但是越看越是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实在是有限的很，短期内即便手中有设备也远远达不到亲自动手拍片剪辑制作的水平。曾一度想放弃当时在北京的工作，投考北京电影学院，但在现有的体制下，电影的制作传播和话语表达还是个特权阶层才能够享有的权利，我所接触的民间制作只不过是在这个庞大严密的国家机器中有幸得以在夹缝中生存的异类，而且当时的自身情况也不允许我作出那么疯狂的选择。在有一次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我退却了，很现实，也很无奈。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有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虽然梦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有梦想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之一。
不可预知的命运时时刻刻在跟脆弱的人们开着残酷的玩笑，在完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我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2003年的春季‘非典’让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身处疫区的我跟几个同事在北京东四十条的一套三居室的民居内每天通过网络查看着北京的最新疫情发展。随着疑似、确诊、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我前所未有的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脆弱。
当时什么都曾经想过，最初的几天怕的要命，似乎空气中都充满了随时可以致命的SARS病毒，而我们的生命也岌岌可危，这种感觉让人窒息。当时除了上网就是看片，所有的工作和业务都处于停顿状态，还记得当时重看那部描写人类经历了可怕的瘟疫病毒后的电影——《十二只猴子》，看到那些劫后余生生存在地下世界的人们妄图通过时间隧道找出病源体来改写人类的历史，我感到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辛酸与可笑，曾经幻想的恶梦终于成真了，电影与生活何其相似，即便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科幻电影。
慢慢的，随着恐怖的日子同往常一样流水般逝去，最初的恐惧变得麻木了，在电影夜航船和西祠后窗的网站上看到有位热血DV青年冒着生命危险每天穿行于北京空空荡荡的大街小巷，用DV机记录下这一特殊历史时刻下留守北京的人们的非典生活，并每天在论坛上发表他的拍摄日记，我为自己最初的恐惧感到汗颜，残酷的生活有时就像被**，你无法逃避它，只能忍受它，同时享受它代给你的偶尔的快感。我买了一部数码相机，开始走出家门，用我的简陋设备和低劣的摄影技术来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周末黄金时间的空荡荡的王府井商业街，中日友好医院门前捆绑隔离带的柳树上的献给医护人员的爱心卡片，颐和园风景区内宣传预防非典的宣传画，寥寥无几的地铁车厢中戴着口罩防护严密的看报纸的乘客……这些都摄入了我的镜头。慢慢的与我共患难的弟兄们也被我的热情感染了，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游遍了北京的各大旅游景点，空无一人的故宫博物院让我们享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宁谧的北海泛舟让我们轻盈的荡起双桨，天坛的回音壁中记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原来残酷的非常时期也可以让你依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和发自内心的笑声。就这样，我们渡过了那段令人难忘并谈之色变的‘非典时期’，很快疫情得到了控制，广州、太原、北京相继迎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解禁，我们战胜了恐惧和病魔，阳光再次普照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一切都成为了历史和昨天的恶梦，虽然我们无法忘却那些在这场劫难中逝去的人们，但明天毕竟又是新的一天了。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联想到张爱玲的名篇《余烬录》，香港的战时生活和北京非典的非常时期何其相似，不管风云如何变焕莫测，生活还是要继续，‘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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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1 19: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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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2 19: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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